1. 研究目的与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OFDI) 是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融入全球市场,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 同时有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海外市场，快速兴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依旧是发达国家，跨国并购是主要的投资形式，中国企业主要以收购含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来促进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文以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为出发点，针对“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尝试给出在可得数据的时间跨度内的最近5年（2015-2019）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动因。
本文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并对其变量加以扩展，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动因法进行基础回归分析，再利用Hausman-Taylor估计模型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纵观近几年的文献，有很大一部分文献都是以理论模型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选取一些代理变量，进而得出相应的动因结论。
在以理论分析为主的文献中，大多数都是以某个企业为出发点，如以华为公司为例（牛秀芳.2015），将直接投资动因归结为市场寻求、政府支持、规避贸易壁垒等[1]；以华为、联想等通信公司为例（赵琳.2019），将动因总结为寻求先进技术和市场效率[2]；以海尔集团为例（马锦伟.2019），分析了海尔集团的技术人才寻求动因和政策支持动因[3]。
在以实证分析为主的文献中，有学者运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GLS）贸易引力模型，发现中国对高技术国家存在技术获取动机，对低技术国家存在技术输出动机，并且制度的调节效应是显著的（饶华.2015)[4]；有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和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发现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均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动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还存在显著的效率寻求动因，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动因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吴先明，黄春桃.2016）[5]；有学者从融资约束、劳动力成本、贸易壁垒和宏观制度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张相伟.2018）[6]。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本文将结合相关实证分析文献，收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以及各宏观指标的面板数据，利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统计学角度分析中国自2022至2022年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动因，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5. 参考文献
[1]牛秀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综述及华为公司的案例分析[J].对外经贸,2015,(08):61-62.[2]赵琳.浅谈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通信企业投资动因分析[J].现代商业,2019,(22):81-82.[3]马锦伟.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动因分析——以海尔集团为例[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22):26-27 38.[4]饶华.技术动因、制度调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31(01):66-73.[5]吴先明;黄春桃.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比较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6,(01):99-113.[6]张相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C].厦门大学,2018.[7]何新易;杨凤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样本[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05):12-21.[8]王立平;王昱;王永中.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稳健性动因分析——基于EBA模型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7,(10):40-45.[9]王昱.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动因及广义距离因素研究[C].合肥工业大学,2018.[10]吴建祖;郑秋虾.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04):49-59.[11]找法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及作用[EB/OL]. https://mip.findlaw.cn/info/jingjifa/gjmyf/gjtz/tzgs/1262934.html,20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EB/O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2102/20210203038250.shtml?ivk_sa=1023197a[13]张海伟.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及应用综述[J].商业经济,2011,42(01):68-70.[14]王立平;王昱;王永中.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稳健性动因分析——基于EBA模型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7,(10):40-45.[15]Hausman, Jerry, and William Taylor, 1981, 'Panel Data and Unobservable Individual Effects', Econometrica, 49, No. 6, pp.1377-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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